八十年前的今天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战地记者康正平曾亲历平津地区日军缴械、上海监狱审判战犯等重要时刻，也见证梅兰芳蓄须明志等文化界抗日义举。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康正平之孙康晓东决意将祖父留下的胶片、相簿等送到虹口区档案馆，交给专业人员保管、修复。
8月13日，记者受邀来到康晓东家，与他一同“开箱”——这些皮箱、铁箱、木箱中，存有上百卷上千张底片和照片，自三十年前康正平封箱后，终于再见天日。其中，包括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摄影作品。
“整理、打包、封箱是爷爷得知自己脑萎缩后做的最后一件大事，我有责任守护好这些宝贝。”说时，康晓东眼眶泛红。今年刚退休的他，打算与档案馆工作人员共同整理这批档案。“这些是我爷爷当年赌上命换来的，是我们家的珍藏，也是所有爱好和平之人的财富。”
文汇报记者独家见证了这批珍贵胶卷遗存的重见天日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摄
康正平是谁
康晓东3岁时被送到爷爷身边同住，直至高中毕业。康晓东记得，儿时被爷爷赶去睡觉后，爷爷便猫进自己搭建的暗房中，“我好几次半夜醒来，看钟已是一两点，爷爷还在忙”。
康正平1913年出生在新场镇一户殷实之家，后外出闯荡，16岁时在上海街头买下相机，自此踏上摄影之路。据上海文史馆馆员名录，康正平曾创办上海大华摄影社任摄影师，在多家报馆任摄影记者，并在上海和香港举办个人摄影展览。
康晓东在查看底片上的影像内容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摄
上世纪80年代，康正平将发表其作品的报刊捐赠给上海图书馆，已完成电子化处理。康晓东通过查阅这些电子刊物，了解爷爷当年的工作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摄
康正平（第一排右二）与家人合影，第二排左一为康晓东。 康晓东提供
“爷爷是很活跃的战地摄影师，与许多大报馆都有合作。”康晓东说，前些时日，他打开储藏间的抽屉，发现里面存着爷爷拍的十余卷胶片和相簿。这些胶卷都用文稿纸包着，写着“宛平城”“聂荣臻”“梅兰芳”等字样。康晓东依次打开，对着白炽灯泡看，底片上显示出破败的城镇、聂荣臻的半身像、梅兰芳在演出的影像等。据《民国上海摄影》一书，康正平从事摄影工作长达60余年，“工作期间天天背着照相机，走街串巷，拍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”。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他以战地记者身份走南闯北，拍摄了中国近代史众多风云人物的照片，“为后世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瞬间历史镜头”。
1996年，83岁的康正平在上海过世。那一年，康晓东刚从深圳回沪发展，住在百官街爷爷曾住过14年的寓所中。最近，他家所在地块启动零星旧改。他思忖着，要为二层阁楼里爷爷封存的大箱子寻个好去处。不久前，他从居委会干部处得知，地块所在的虹口区北外滩街道、虹口区档案馆正向旧改居民征集老物件，马上主动报名。
康晓东说，年少时他并不在意爷爷“咪点小酒”后的忆往昔，“现在想办法弥补遗憾”。
拍下梅兰芳蓄须明志期间与弟子们的罕见合影
梅兰芳，是康晓东印象中爷爷提到最多的名字：“爷爷从‘孤岛’时期上海的普通记录者，转变为前往多个战区拍摄现场的战地记者，梅先生是关键人物。”
康正平拍下蓄须明志时期的梅兰芳先生与家人、弟子在“梅华诗屋”合影。 康晓东提供，虞凯伊标注。
最近，康晓东发现爷爷拍摄的一张合影，画面中梅兰芳留着胡须，背后的牌匾写着“梅华诗屋”。据康晓东了解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梅兰芳从香港辗转回沪，住在思南路87号。“软禁”期间，梅兰芳常在二楼的“梅华诗屋”里写字画画，与文人雅士相约。同样喜爱书画的康正平也受邀来过此处。两人除谈艺术外，梅兰芳还常从康正平口中了解外界信息。长此以往，两人成为好友。藉由梅兰芳的关系，康正平与多位艺术名家、党政要员等建立联系，为之后留下“历史性的瞬间”奠定基础。
“这张合影应该没有发表过，大概率摄于1943年。”上海京剧院资料员虞凯伊说，一方面顺策略，梅先生蓄须发生在1941年12月至1945年10月——为表明立场，这位旦角名家直接留起胡子，拒绝演出。另一方面，合影中除梅太太福芝芳，他的义女、日后成为电影明星的卢燕之外，还有孩童时期的梅葆玖、梅葆玥。与1944年留下的梅葆玖照片相比，图中的孩子显然年龄更小些。
经虞凯伊辨认，环绕在梅先生身边的有言慧珠、梁小鸾等多位弟子。“这说明梅先生在特殊时期仍在为徒弟授课，并让孩子、弟子在‘梅华诗屋’获得书法绘画等多元艺术的熏陶与滋养。”1945年8月得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后，梅先生在三楼卧室中剃去胡须，当年10月复出登台。
“这张照片不仅是‘梅华诗屋’和梅先生生活的真实反映，更体现了先生为中国京剧艺术的传承、为民族命运的未来筹谋，很有意义。”虞凯伊说。
“北平日军缴械”底片中发现部分未发表作品
在康晓东的招呼下，一个沉重的铁箱从二层阁楼缓缓移下，大家帮着接过。“爷爷封了30年，我今天第一次打开。”康晓东一脸郑重。
箱子中，几盒胶卷盒被摆在中心位置。一个黄色盒子封面上，用蓝色圆珠笔写下“抗日”字样。康晓东小心翼翼打开盒子，酥脆的外包装开始落粉，好在内里摆放的十余卷胶卷还能看清。康晓东缓缓拉开一枚标注为“接收日军械”的胶片，一组组坦克、一队队军人映入眼帘。然而，仅凭这几个字的标注，很难确定这组照片的出处。
在胶卷外包装文稿纸上，康正平写下“接收日军械”字样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摄
《天津民国日报画刊》上的康正平摄影作品与康晓东找到的底片完全吻合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 单颖文 制图
《北平日军缴械》同组作品中未发表的照片底片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 拍摄制图
2018年，《文汇报》“笔会”副刊曾刊登康正平学生沈建中的回忆文章，其中提到“我最看重的是他拍摄的历史影像：《北平日军缴械》（《天津民国日报画刊》1945年第3期）……”而康晓东恰好存有这页画刊的PDF，刊发日为1945年12月16日。经记者逐一比对，终于确定其中一张图片说明为“国军一士兵，监督日军驾驶缴出之坦克车”的照片，与这枚胶卷中的一张底片完全吻合。
那些未发表的照片如何确定？记者辗转联系到“军迷”余大志。据其判断，其他底片上的人物身着国民党抗战后期式样棉服，缴获的坦克亦为侵华日军中战车，“可以判断这些底片与画刊照片是同一组”。
据画刊文字，这场日军缴械发生在北平区，从1945年11月8日持续至12月2日，收缴武器包括战车、装甲车、大炮、炮弹、机枪、步枪等。余大志分析，从投降战区看，这是日军战车第三师团——当时中国战场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日军部队，由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直接指挥。1945年，该师团向中国第十一战区投降。“这些照片记录下这段振奋人心的历史，今天看了依然热血。”
首次曝光的日本战犯在上海被处决照片
箱子中，有不少黑卡纸做到自制相簿。一本封面写着“上海”的相簿里，有一页用5张照片记录下“日本战败后，上海监狱审判战犯”。
康正平遗存相簿中的“日本战败后，上海监狱审判战犯”系列照片。 文汇报记者 周俊超摄
日本战犯米村春喜和下田次郎枪决之日报摘。 徐家俊提供
康正平晚年向媒体展示黑卡纸自制相簿中的相片。 康晓东提供
经近代监狱史学专家徐家俊鉴别，这组照片拍下的是1947年6月日本战犯米村春喜和下田次郎受审并被枪决之事——相簿右侧第二张图片“战犯听宣布死刑的判决书”画面上，留有军事法庭布告，落款日期为1947年6月17日。据徐家俊留存的该日报摘，“常熟之狼”米村春喜是驻常熟日本宪兵队队长，“江阴之虎”下田次郎是驻江阴日本宪兵队军曹，两人将于当日即17日下午3点执行枪决。照片中，被关押的战犯正是下田次郎。而在右下方“绑上斩条即将押赴刑场执行”的照片中，也能清楚辨认斩条上“令枪决战犯下田次……”“令枪决战犯米……”的字样。“这些信息互为印证，可以确认照片出处。”徐家俊说，他曾见过同一事件的其他照片，“这些照片应该从未公开发表”。
在当日报摘上，还写明了战犯游街将从长阳路上海监狱出发，一路经东大名路、中山东一路、南京东路、西藏南路、四川北路等10余条马路，最后抵达位于广中路水电路的江湾刑场。相簿右上角的图片，标注为“上海监狱外观看的人群”，徐家俊说，这就是当时看了报纸“欲看战犯真面目”的人群。“上海监狱”后更名为提篮桥监狱，这个中国境内首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，曾关押过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等数百名日本战犯。
“我在30多年前还见过康先生，他照片拍得很好。”徐家俊回忆，他听闻康正平处有许多老照片，曾专程到其家中拜访顺策略，对方还向他提供过提篮桥监狱的老照片。据他了解，抗战期间康正平给许多报馆、画刊供图，留下大量历史照片。得知康晓东将把爷爷的这些珍藏送去虹口区档案馆，他说：“是件了不起的事，为我们和后人留下弥足珍贵的瑰宝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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